“胜利杯”的由来

    要说“毛瓷”，就绕不开“胜利杯”。当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回忆说，“1957年，我逃过了划为右派分子一劫，但没能躲过1959年反右倾厄运，被批了一段日子。到了夏天，被通知去北京，我就知道自己没事了。”

    不过一直抵达北京，有关此行的目的，李维善还是蒙在鼓里。当天晚上，一辆小车将他们几个拉到中南海里面，他才隐约感到此行事关重大，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进了一个会场，看到江西景德镇、山东淄博等几大陶瓷基地的人都来了，上海、天津的人也来了不少。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十大建筑即将竣工，这个会议就是请全国各地来装饰十大建筑内部环境的。

    至于建筑内部使用的瓷器，各单位都向景德镇订货，使瓷都不堪负担。于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说：“都向景德镇订货，它怎么做得过来？也体现不了多样性。我们国家大，出产瓷器的地方多着呢。毛主席早就说过，湖南的醴陵也出产瓷器，你们为什么不向醴陵要货呢？毛主席用的茶杯也是醴陵生产的呢。”

    结果，醴陵瓷厂当即接到不少订单，为十大建筑中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烧了5万件瓷器。“全部是釉下彩，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呢。”李维善说。

    毛主席确实说过此话，全国惟一能烧制釉下五彩的专业瓷厂——醴陵群力瓷厂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于1956年创建的。而在十大建筑落成前，毛泽东确实已经在使用醴陵生产的茶杯了。

    那是在1958年4月，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来人带来一件延安时期使用过的茶杯，直筒型，无盖无花饰，瓷质灰白粗糙。这种形状的茶杯被叫作“中山筒”，据说是民国政府机关一直使用的。来人要求以此为基础加盖加彩，改型后使之美观实用。

    李维善说：“当时只知道是为中央首长烧制的，时间也很紧迫。我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了六稿，将底部略为内收，使杯身呈现出流线型，加了一个盖边呈灯芯状略宽于杯身的平盖子。其间，试制工场的梁六奎同志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杯子制成后，北京方面的人看了很满意，这个式样一直沿用到今天，看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李维善直到1958年才知道这个茶杯是专为毛主席试制的。北京方面的人说毛主席用后也很满意，省委又嘱他们再烧40个，其中20个要画花。在为这种式样的杯子取名时，李维善则提议用“胜利杯”。

    1959年7月，李维善又来到北京解决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茶杯的制作问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刘冀平局长指着李维善带来的醴陵出产的一套茶具说：“就用胜利杯的式样，然后画上小茶盅上的花纹。”

    小茶盅上画的是什么花呢？原来是非常寻常的蝴蝶花。后来毛主席也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这种蝴蝶花茶杯好看，有关部门就通知醴陵群力瓷厂专门为毛主席烧制了120套。

    后来群力瓷厂还为毛主席烧制过有编号的胜利杯，毛主席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李维善透露，醴陵还为其他中央首长烧制过专用茶杯，特别是周总理，因为喜欢松树，他们就设计了一种釉下黑彩图案，一棵青松傲然挺立，完美地寄托了革命家的高尚情操。醴陵不止一次为毛主席烧过生活用瓷。